湖南蚕桑史考略


向安强
(澧县博物馆)

  我国是世界蚕桑业的起源地,养蚕缫丝先于海外诸国。但我国的养蚕缫丝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目前学术界尚存有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养蚕的起源是属于多中心的。”即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分别将祖先型桑蚕驯化为家蚕的。”①我们赞同这一观点。的确,“人类利用蚕茧及驯化野蚕为家蚕,并非一开始先在某个特定地区进行,然后再传播各地,而是在不同地区先后发展的。”②现有迹象表明:湖南蚕桑业亦有其悠久的历史。本文试图利用考古材料和古文献资料,对湖南蚕桑历史略作考证。
     一、湖南史前蚕桑业的起源
     (一)湖南蚕桑业创始探源
     湖南亦是我国最早的蚕业起源地之一。但湖南蚕业的创始时代,目前尚缺乏充足的证据来定论,这里从三个方面试作探源。
     1.从“嫘祖始蚕”说起
     依据史料,一般人皆承认嫘祖为饲养家蚕之鼻祖。据《通鉴纲目·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蚕以供衣服,而天下皴瘃之患,后世祀为先蚕。”又《皇图要览》载:“西陵氏始蚕。”《淮南王蚕经》载:“西陵氏劝稼,亲蚕始此。”宋·罗泌《路史·外纪第五》载:“命西陵氏劝蚕稼,月大火而浴种,夫人副袆而躬桑,乃献蚕丝,逐称织维之功,因之广织,以供郊庙之服。“又据元·金履祥《通鉴纲目前编·外纪》载:“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蚕。”明·罗颀《物原》载:“轩辕妃嫘祖,始有蚕缉麻,以兴机抒。”
     以上史料,反映出原始社会的时候,先民已开始蚕丝的利用或试图驯化桑蚕。虽难于求得确切年代,总之较目前所说的五千年左右的蚕业历史要久远很多。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又作累祖、儡祖、雷祖)。”按《前汉书·地理志》载:“江夏郡辖十四县,首曰西陵,位于洞庭江汉一带”。故西陵在蜀、湘、鄂接壤一带。可见,西陵氏之女嫘祖原为洞庭江汉一带人氏。
     嫘祖从洞庭江汉一带嫁于黄帝为妃,既躬亲教民蚕桑,对干蚕业技术必然事先熟悉。推测,她所熟悉的蚕业技术应是从洞庭江汉一带的祖居处携去。倘若此地当时的蚕业不发达的话,嫘祖就不会有如此精炼的蚕业技术,更谈不上“教民蚕”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推论:洞庭江汉一带(无疑包括湖南地区),应该是最早的蚕业起源中心之一。
     2.从桑树的自然分布区域观察
     有的观点认为:如果说蚕业创始自古代某一个部落或氏族,则这个部落或氏族,必然出自桑树自然分布最为集中、野生桑蚕栖息最多的地方。因此,我国的南方或西南,可能是蚕业的起源地。③亦有学者研究推论:以桑树的自然分布地域来看,在南方和西南部可能是属于最早的蚕业发源地。④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可信的。中国的南方或西南,应是最早的蚕业发源地之一。那么,湖南地处华南,其蚕业的创始自有其悠久历史。因为湖南自古就有丰厚的桑树资源。
     在古代荆州地区(今湖南全境,以及湖北、四川等省的一部分),桑树资源相当丰富。据古农书记载:“今世有荆桑地桑之名”;⑤“桑种甚多,不可遍举,世所名者,
荆与鲁也。”⑥荆桑,又名为白桑,是现今我湘西苗族地区养蚕的主要桑树。湘西苗族地区栽桑养蚕的记载很多。如:桑,“厅境内种之甚多,有数种:叶大如掌而厚曰白桑;叶落着曰鸡桑;先椹而后叶者曰子桑,叶尖长者山桑。皆可饲蚕,其实曰葚,可为方品。又一种野失者俗呼灰桑。”⑦“厅”指乾州厅,即今湘西苗族聚居之地。
     有人认为:可能在当时(距今五千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我们这个地方(紧邻荆州的澧县一带)的树林里,生长着一些野蚕,我们的祖先把这些野蚕茧采摘回来缫成丝.用纺轮纺成线或绳。⑧
     依据上述,我们认为地处华南的湖南地区,自古就有丰富的桑树资源。应该是最早的蚕业起源地之一。
     3.荆楚苗族蚕业起源的暗示
     在荆楚的苗族,传说几千年前有人在深山开发狩猎,发现在深山林里有个蚕茧,颜色白、黄,很好看,在波上休息时就爬到树上去把蚕茧摘下来,剥开茧层,提出绪头可以拉丝,于是带回家去拿给小孩玩。家里小孩拿起蚕茧玩耍,不注意落到水锅里;竹杆一挑,恰巧一段线牵上来。从此,苗家便知道蚕茧的用途,才知道水煮茧抽丝,用丝线作衣裙,后又发现蚕茧变成蛾,蛾又产卵出小蚕,小蚕吃桑叶,于是苗家便开始用桑叶喂蚕,还摸索出饲蚕的方法。
     这个民间传说告诉我们:荆楚一带自古就有丰富的桑树资源,且桑树上栖息着众多的野生蚕茧;而长期生活在这里的苗族有着悠久的养蚕历史。
     中国的蚕业,有可能最先发源于苗族自古生息的荆楚一带。有学者研究认为:浙江吴兴钱山出土的丝织品是苗族蚕桑业起源的见证。⑨由此推测:苗族先民长期劳动生息的湖南一带,应是蚕业的起源地之一。
     在湖南湘西,流传着这样一首苗族民间歌谣:“我们的祖先在洞庭湖边养蚕;我们的祖先在武陵地方缫丝,我们的祖先在铺戏村寨织绸。”还有传说:“湘西的蚕种是洞庭湖和鄱阳湖一带传来的……”⑩尤值一提的是,湘西苗族人民中,尚存古代的缫丝工具。据湖南省蚕桑研究所沈汝绿同志在沪溪县合水乡调查,乡里尚保存有古代的缫丝工具。⑾
     以上这些,皆强烈地暗示:苗族自古劳动生息的湖南一带,可能是蚕业最早的发源地之一。
     (二)新石器早期湖南蚕桑业的萌芽
     自80年代以来,湖南的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获得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资料,将湖南新石器时代的年代推前到八-九年以前。并建立了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渴家岗下层、丁家岗一期遗存的早期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序列。
     我们认为,这一阶段的湖南先民,经历了漫长的认识野生绢丝昆虫的阶段,同时在从事竹篾编织的活动中,逐渐萌发了麻丝纺织意识。
     l.有人根据河姆渡遗址中出土数量较多的“蝶形器”、一枚“蚕”纹小盅和一枚绘有沿叶缘食叶的昆虫幼虫的图纹残陶片,从而认为河姆渡人在日常生活中首先为美丽的蝴蝶所吸引,进而发现它们的幼虫,并细致观察了这些幼虫的生活,然后发现这些幼虫的营茧,于是认识了绢丝昆虫。⑿河姆渡遗址的年代较湖南早期新石器时代的年代略晚或大致相近。由此推测:本阶段的湖南先民,亦应有与之相同的认识野史绢丝昆虫的过程。
     2.湖南大溪文化阶段的一些遗址,相继出土了一批陶纺轮。我们认为这些纺轮与丝纺有关,可能已开始利用野生蚕茧从事丝纺。那么,在关于大溪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就理应经历了一个认识野生绢丝昆虫的阶段,突然开始利用野生茧丝,似乎有悖情理。
     3.湖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的许多纹绵题材,较明显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编织生产实践活动。如澧县彭头山遗存的网格状刻划纹。临澧县胡家屋场遗址的直角或锐角曲折划纹和横之字形划纹及网状纹,石门县皂市下层遗存的横人字形纹和横竖组合划纹、网格状纹、倒立对称三角纹,安乡县汤家岗下层遗存的方格状戳印纹、曲折纹和斜方格刻划纹、长方格纹,澧县丁家岗一期遗存的网格状纹、人字纹、菱形纹、波折纹、三角纹,等等,就是直接对编织物的模写,或在此基础上通过思维上的逻辑推理和艺术上的组合演化而来。本阶段的湖南先民,在编织生产实践活动中,无疑为后起的麻丝纺织奠定了丰厚的基础。特别是安乡县汤家岗下层遗存中的一种极细小的方格状印纹,尤其值得注意,在一种盘(M12:1)的腹部,主要装饰带为凸凹分明、互相绞结的编织物,其效果似编织的罗网,⒀从中不难窥其麻丝纺织意识的萌芽。
     (三)大溪文化时期湖南蚕桑业的起步
     依据湖南大溪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原始纺织工具——陶纺轮,结合全国各地与大溪文化时代相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土的蚕业相关的文物,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的湖南的先民,已在探索和实践中利用野生茧丝,并起步丝纺。
     1.湖南大溪文化出土的陶纺轮
     湖南大溪文化时期的不少遗址,皆出土有陶纺轮。如1980年在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大溪化文层出土陶纺轮4件。⒁1978年在安乡汤家岗遗址大溪文化层出土陶纺轮7件。⒂1979年在澧县丁家岗遗址大溪文化层出土陶纺轮1件。⒃1982年在华容车轮山遗址大溪文化层出土陶纺轮数件。⒄总的看来,这一时期陶纺轮出土范围不广、数量亦不多,不见彩陶纺轮。它们的作用,我们虽不敢肯定用于丝纺,但用于丝纺的可能性较大。有观点认为,早期纺,主要用于纺麻、毛、皮等物,然而也不可完全排除纺丝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承认,纺轮的制作与纺织技术的发展对以蚕丝作纺织原料带来很多的好处。
     2.全国各新石器时代的蚕、丝资料
     全国各地与大溪文化年代相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土的蚕及丝织物资料,相当可观。如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掘出土的丝织物,据年代测定,距今5288土135年。⒅1984年在在河南荥阳青台村发掘仰韶文化遗址时,发现了距今约5000年的丝、麻织物。⒆1980年在河北正定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出一枚人工精制陶蚕蛹,年代距今5400土70年。⒇1960年在山西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层中出土一件陶蚕蛹。(21)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仰韶期遗址中出土了被人为切断的半个茧壳。据美国斯来索尼安研究所推断它为家蚕茧。此外,在这个仰韶期遗址中还出土了若干石蚕、陶蚕,虽然不明其为家蚕还是桑蚕,但从同一遗址中还发掘出纺轮与骨针,日本学者认为:当时的遗址附近,可能已有蚕业。(22)
     我们列举上述资料,主要是想说明:与之时代相同的湖南大溪文化所出土的纺轮,有很大可能用于丝纺。由此推测:本阶段的湖南先民,已开始利用野生茧丝,起步从事丝纺。
     (四)屈家岭文化时期湖南的原始蚕桑业
     1.湖南屈家岭时期的纺轮
     湖南屈家岭文化时期,出土的陶纺轮无论是数量还是分布范围,都要大大超过大溪文化时期;此时,还出现了彩陶纺轮。
     1980年,安乡划城岗遗址屈家岭文化层出土陶纺轮27件。(23)1982年在华客车轱山遗址屈家岭时期的墓葬出土大量陶纺轮(24)1978年,安乡度家岗遗址出土了属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彩陶纺轮。(25)1980年在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出土了属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彩陶纺轮。
     彩陶和彩绘纺轮,是两湖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具有强烈时代特征的产物。有观点认为:“这种彩陶纺轮(湖北京山县屈家岭出土的)很可能是我们的祖先从事丝纺劳动的遗物。”(27)那么,湖南地区同时期的彩陶纺轮,无疑亦如此。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华容车轱山遗址屈家岭时期的墓葬中,纺轮与石制工具绝不共存,其中随葬陶纺轮的墓,骨架的女性特征明显,而随葬石铲、锛的又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28)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男女之间已存明确分工,女子可能专门从事纺织。
     2.湖南屈家岭时期的蚕茧标本
     1980年,在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发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蚕茧一个(已碳化)。据考证,这个蚕茧是属野蚕茧。(29)由此有人认为:“可能在当时这个地方的树林里,生长着一些野蚕,我们祖先把这些野蚕茧采摘回来缫成丝,用纺轮纺成线和绳。”(30)
  (五)龙山文化时期的湖南蚕业
     湖南龙山文化时前,出土的陶纺轮较前更多,仅安乡划城岗遗址龙山文化层就出土纺轮22件之多;(31)华容车轱山遗址龙山文化层亦出上相当数量的陶纺轮。(32)关于湖南龙山文化时期所出土的陶纺轮,这里就不—一列举。值得一提的是,湖南龙山文化时期出现了一种“非实用器”的陶纺轮。华容车轱山晚期(龙山文化时期)就曾出土了一件,“标本T3④:30,红陶,形同伞盖,面以孔为中心饰辐射状极纤细的篦划纹,底以孔为对称中心,刻划出四个半圆弧形,内填锥点纹,以刻划横线相连,组成四方式几何图案,小而精巧,似非实用器。”(33)我们认为,这应是一件非实用纺轮,或为随葬用的明器,或为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工艺品。总之,这件非实用纺轮的出现。标志着纺织业(包括丝纺)已是当时的一种主要生产部门,其规模较前应有了可观的长足,推测,这一时期可能有了家蚕。
     二、商周、秦汉时期湖南蚕业的发展
     (一)商周时期湖南蚕业的拓展
     据成书于战国论述西周之事的。《尚书·禹贡》记载:“荆州,横厥玄纁。”“荆州出产玄、纁、玑组。玄是黑色,纁是用茜草多次浸染而成的,红色玑组是穿丝带的珠子。荆州是指个湖南全境、湖北东南境、四川南境、贵州东部、广西北部。”(34)《禹贡》所记载荆州当时出产的丝织加工品,无疑是包括湖南的蚕业生产。《禹贡》记载的是西周时期荆州蚕桑生产已初具规模和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可以说:《禹贡》所记载的荆州蚕丝生产,就是商周湖南先民的蚕业史记录。证之于考古材料的有:
     1.湖南各地出土众多的商周时期的纺织工具――石、陶纺轮。
     2.在长沙楚墓中曾出土了一枚“中织宝钅术”的铜印,它是一枚掌管宫廷纺织业官吏所用之印。(35)
     3.衡东县霞流市出土一件春秋时期的桑蚕纹铜尊,口径15.5厘米、高21厘米,敝口、束颈、深腹,有圈足,口径布满蚕纹,有的两条或三条小蚕为一组,昂首竖立着,腹部主纹为四片图案化的桑叶,叶面内外均布满蠕动的幼蚕。(36)这件桑蚕纹尊可以说是春秋时期湖南地区养蚕业的一个特写镜头。
     4.1953年长沙仰天湖25号楚墓出土的遗策,记载丝织物和服饰内容最为丰富。如在43条简文中,绝大部分属于衣衾之类,有统、线缆衣、组农、结衣和缘等等。(37)
     5.《吕氏春秋·侍君》说:“杨汉之南,百越之际。”东周时期地处“扬越”的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等地的种桑养蚕事业,更为兴旺发达。湖南在西周时期属于扬越,到东周时期却是楚越共居,这里出土的丝织品最多。
     1942年,湖南长沙市子弹库楚墓出土“缯书”一件。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又对这座墓进行了科学发掘,清理出一件稀有的艺术珍品——“人物御龙帛画”。以深褐色的平纹绢为本,长31厘米、宽22.5厘米。(38)
     ③1949年,长沙陈家大山楚墓中出土人物龙凤帛画。(39)
     1952年,长沙五里牌406号墓中出土的部分木俑上还着有绢衣,出土时残损严重。(40)
     1953年,长沙仰天湖25号楚墓发现战国时期的丝织物残片。(41)
     1954年,长沙市郊左家公山战国墓中出土丝帛、均残片,质料纤细,织工精细。长沙市北效杨家湾第6号出土残绸一片,呈深灰色。
    1957年,长沙市广济桥第5号战国木椁墓出土圆形丝袋1件,残长24厘米、径55厘米,用一条长条形折缝成,平纹组织。空长丝带二件,一条残长5厘米  ,另一残长22厘米,宽5厘米。织锦1件,残长19厘米、宽10厘米。
     1957年,长沙市郊左家塘44号墓发现了一批保存较好的丝织品残片,丝织品原为包裹死者的衣衾,还夹有多层丝锦,清理后计有深棕色的红黄色菱纹锦3块;褐色的矩纹锦1块;褐色的红黄矩纹锦9块朱条暗花对龙对凤锦2块;褐色的双色方格纹锦7块;褐色的几何填花燕纹锦1块;以及棕、黄、褐色的绢。锦多为三重组织,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80×40至120×66根。
     1971年,长沙浏城桥1号春秋时期的楚墓出土有丝织品,为平纹织物,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42×32根。
     1980年临澧九里一号楚墓  中出土有绢、锦、绮等丝织品残件。
     1983年,常德德山昔阳坡二号楚墓中出土了丝绸残块和丝绳。
     1986年,汉寿株木山21号楚墓出土有绢、锦、绮等丝织品残件。
     春秋战国,湖南、湖北的丝织业已盛过商周,以蚕丝为原料的丝织品繁多优美,楚国文学家宋玉在他的著名的《神女赋》里,赞叹“罗纨绮缋盛文章”。可见,东周时期,湖南的蚕桑生产和纺织业有了较大发展。大量精美丝织物的现款,力证当时湖南专区所产丝织品品质优良,那么,栽桑养蚕规模之大、蚕茧质量之高、缫丝技术水平之精湛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秦汉时期的湖南蚕桑业
     如前所述,湖南蚕桑业在东周时期已有较大民发展。那么,发展到秦汉时期,无疑又有了更大的长足,这时候的种桑养蚕事业达到了高峰。仅以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所出精美丝织物和记有丝织品的简文来证之此论足矣。
     1972年,湖南省博物馆发掘了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线织品有绢22幅,纱7幅,绮3幅,罗绮10幅,锦4幅;制成品有锦袍11件,单衣2件,单裙2件,袜2双,袍缘1件,夹1件,绣枕1件,手套1件,几巾1件,香囊4件,枕巾2件,鞋3双,夹袄2件以及镜衣、针衣、组带、帷幔、彩绘帛画、木桶衣饰等。对马王堆丝织品以不同取样的多种方法测定:这批2100多年前的丝织品的原料果然是桑蚕(家蚕)丝纤维,这些纤维的单纤很细。投影宽度6.15~9.25微米,截面积77.46~120平方微米,换算纤度0.96~1.48旦。(49)这正是我国古代长期讲究养蚕技术的结果,没有相当进步的植桑养蚕技术是很难得到这么好的蚕丝的。
     据马王堆一号汉墓简文中记载,丝织品中计有“非衣(T字形帛画)一长丈二尺,”“白纳乘云绣椁中細度一赤椽(缘)”、“纱绮纊(手套)一两素椽(缘)千金备(绦)饰”,“绀绮信期绣熏囊一素椽(缘)”、“竽律印熏衣”以及“纹绪巾”和木牌上的“衣笥”等等。上述丝织品中,包括平纹织物绢、纱;素色提花的绮和罗绮,以及彩色提花锦。其中纱织物中出土了身长达160厘米、通袖长195厘米,重仅48克(不到一两重)的素纱禅(单)衣,与色彩艳丽的印花和印花敷彩纱。素色提花织
中则出土了菱纹绮和乌菱纹绮等。出土的锦则均为经线提花的重经双面织物,其中有红青矩纹锦和绒图锦等。此外还有绦,即丝织物带子,一个带上织有‘千金”二字,故叫“千金绦”。三号汉墓简文也记有“生(缮)一笥”“素一笥”“帛一笥”“绣一笥”等等。其数量比一号汉墓出土的还要多。(50)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薄如蝉翼的素纱和毛茸厚实的绒圈锦,是我国2100年前缫丝纱纺
术高超的绝好证明。同时亦说明了湖南植桑养蚕技术水平所达到的绝妙境地。考古发现证实了当时湖南的植桑养蚕事业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有观点认为,马王堆汉墓所出丝织物,虽然出土在湖南长沙,但亦可能是从湖南以外的地区舶来。我们有理由说:马王堆汉墓所出丝纹物,并非由外地舶来,而是湖南本地所产。对此,我们将另撰专文探讨。
  购入湖桑苗,发给乡民栽植。1903年,湖南再次赴浙江采办桑苗32万株,由善后局委员运省分派州县栽植。为了提高栽桑养蚕技术,1903年,湖南开办农业学校培养蚕业技术人员。该学校学生所制之丝,运往南洋赛会,获得优秀金牌的奖励。1903年,“农务局购办浙江湖桑70余万株来湘,每万株价一百零一元,零售百株千株均可,已由局宪通饬各属劝民购取。湘乡李孝廉葆元订购湖桑、橡树各一万株,约同志择地兴社,于南州(今南县)沙港子购买荒洲一区,修筑堤岸,栽桑、橡、乌柏、女贞等林。闻须栽至二三十万株。并拟设农学馆于该处,以开风气云。”(57)于是,湖南蚕桑生产日益兴旺,蚕茧逐年增加。清朝后期,湘蚕丝的商品化生产,虽属萌芽时代,但已初具规模,例如沅江、浏阳、醴陵三县所产鲜茧已达万担之谱。清光绪33年(1907年),全省产量已达25000担。
     清朝和民国初期,湖南滨湖各县已成为主要蚕桑生产地区,主产地大体集中在洞庭湖的西北与长江之间(北纬29~30度)。蚕丝的集散市场在津市、桃源、益阳和衡州等四处。
     民国初年,湖南为促进蚕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12年(民国元年),在长沙马场,创办省立蚕业讲习所,该所学生亦制蚕种,主销浏阳。1912年4月,湖中蚕桑学者共集60人,组织湖南蚕丝业会,共谋振兴蚕业之事。”(58)1912年,租借益阳县原有桑园,改为省蚕桑试验场。当年产细丝,运至上海出售,品列洋丝二等。1912年秋,农务总会和实业公司仿日本风穴冷藏蚕种的办法,在益阳浮邱山创办风穴蚕种冷库。1913年,在长沙皇仓坪开办省女子蚕业讲习所。1913年,创办湖南立模范缫丝厂于长沙北门外,以奖励蚕丝为目的。(59)1916年,在长沙创设湖南省立栽桑局,专以培育桑苗分配各地栽植为目的。(60)
     1912年,据日本东亚同文学会出版《支那年鉴》中的估计,湖南桑田面积为50,230亩;由此换算可缫得生丝3,358市担。
     30年代,世界生丝价格长期保持在每磅6美元以上,更刺激了农民养蚕的积极性。湖南蚕桑生产也因此有较大发展,鲜茧和生丝产量逐年增加。1931年,据《中华民国统计提要》的统计,湖南当年产蚕茧68037.48担。据《中国蚕丝》(1933年)一书中均记述:“湘省桑园面积计50,324亩。”1933年全省产茧量97,000担。沅江、浏阳、醴陵三县所产鲜茧,共达万担之谱。这是湖南蚕桑生产的兴旺时期。(61)
     1933年后,据《中国实业志》(1935年10月初版)的记载:湘省75县中,产茧者仅10县。即湘乡、益阳、澧县、临澧、常德、汉寿、石门、桂阳、辰溪、永绥(今花垣县)等。栽桑面积共4,309亩,养蚕户数共4,476户。以辰溪、桂阳两县最多,均在千户以上。产茧各县,均有缫丝户,有的丝蚕户兼营,亦有专营。各县有缫丝户3,148户,辰溪最多,占1200户。桂阳亦有千户。
     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南为谋求蚕丝之改进和蚕桑生产之发展,以适应战时经费之需要。1941年3月,省政府建设厅与中山大学于长沙北门麻园岭,合办湖南省立蚕丝改良场。1942年随湖南省政府迁耒阳,总场设耒阳宝林庵、计东州、水东江等处,共有桑园100亩。1945年,抗战胜利,总场设在澧县。该场历时五载,取得了一定成效,推广和培养了一些桑树良种。特别是1942年以后,开始自行制造改良蚕种,以应农之需要,五年来共计推广蚕种3903张。但这个时期,湖南蚕桑生产并未有多大发展。(62)抗战中期,生丝外销顿减,丝价下跌到“斗米一斤丝”,加上战争破坏,大量桑树被砍伐,滨湖和澧水沿岸的成片桑园变成了军马场。因此,养蚕事业几乎停顿。
     1941年,据湖南省蚕丝改良场的报告,蚕丝生产县是:灌县、华容、南县、常德、衡山、衡阳、临澧、桃源、益阳等10县。湖区蚕桑的比重,居全省之首。1942年,据《湖南省农副业调查报告》,在调查的48个县中,仅20个县有养蚕户。1945年,据湖南蚕丝改良总场的调查:蚕桑最盛区域,为滨湖一带县份,及湘南之衡山、攸县;湘西之辰溪、沪溪、溆浦;湘中之长沙、湘潭、平江、益阳等处。至1949年,全省仅存零星桑树约3, 100亩、产茧量仅1,200担。
     建国后,湖南蚕桑生产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特别是 1975年以后,桑园面积迅速扩大,蚕茧产量每年以二至三成的幅度持续增长。至1983年,全省蚕桑生产已发展到60个县、市和农场,办起了一千多个专业蚕桑场,有近四千个自然村植桑养蚕,其蚕桑区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区各县和湘、资、沅、澧四水泊岸。当时的桑园总面积9.50万亩,蚕茧总产量5.46万担。与1949年相比,桑园面积增加29.6倍,蚕茧产量增加44.5倍,平均每年增长11.8%。

(1990年 6月一稿  7月二稿)

作者简介:笔名,老尖,30岁,现为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中国农学会农业历史学会会员,湖南省考古学会会员,湖南省博物馆学会会员。现已完成的农史论文有:《长江中游新石器早期遗存农业初探》、《略论东周楚农业》、《湖南麻类作物栽培史小考》等,另有论文《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农业》,获1990年中国农史学会中青年论文报告会优秀论文奖。

注  释

  31.同23.
  32.33.同17.
  34.陈娟娟、黄能馥编《丝绸史话》中国历史命丛书  第9~10页
  35.石志廉《战国古玺考释十种》《中国历史博物馆刊》  1980年总2期
  36.周世荣《蚕桑纹尊与武士靴形钺》《考古》  1979年6期
  37.史树青《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群联出版社1955年
  38.《新发现的长沙战国楚墓帛画》《文物》1973年7期
     熊传新《战国人物龙凤帛画再议》(打印稿)
  39.熊传新《对照新旧摹本谈楚国人物龙凤帛画》《江汉论坛》 1981年 1期
  40.《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60页
  41.《长沙仰天湖第25号水椁墓》《考古学报》1957年1期
  42.《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木椁墓》《文物参考资料》 1954年 2期
      《长沙杨家湾M006号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12期
  43.《长沙广济桥第五号战国木椁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2期
  44.《长沙左家塘44号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 2期
  45.《长沙浏城桥一号墓》《考古学报》1972年1期
  46.47.48.同8.
  49.《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  文物出版社 1973年   傅举有《长沙马王堆汉墓研究综述》《求索》1989年2、8期
  50.周世荣《从马王堆出土古文字看汉代农业科学》《农业考古》1983年1期
  51.《文史》第11辑
  52.沈汝禄《湖南省蚕业概况》《蚕桑通报》1981年3期
  53.《明史.食货志》
  54.55.56.沈汝禄《湖南养蚕的起源和发展》《湖南蚕桑》198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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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伍岳归《为湘省蚕丝鸣》《湖南农报》1913年
  59.60.《中国蚕丝》1933年
  61.《湖南农业》湖南农学院主编 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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